从心脏移植、手部移植，到头部移植。中国哈尔滨医科大学任晓平教授，曾在2016年成功进行了猴子换头手术。而就在不久前，在任晓平教授的指导下，一个被称为世界第一例的“手术”——世界首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完成，手术是在一具遗体上进行的，总共持续了18个小时，连接了切断的脊椎、神经、组织和血管。任晓平教授将这项手术命名为“异体头身重建术”。
这一惊人的消息，在17日由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塞尔吉奥·卡纳韦罗对外进行宣布，卡纳维罗表示，此次手术的成功意味着，我们距离未来人类活体头部移植手术又近了一步。
事实上，两年前卡纳韦罗就曾宣布，要在两年内完成首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准备接受手术的人是一名天生患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患者，而卡纳韦罗提出的“换头手术”成了这名患者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
俄媒称，准备接受手术的患者是俄罗斯计算机工程师瓦雷里·多诺夫，由于天生患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症，他全身萎缩、骨骼畸形、身体状况逐年恶化。
俄罗斯计算机工程师 瓦雷里·多诺夫：“做这个手术对我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无论手术实际的结果如何，这项技术都将为进一步发展打下科学基础。”
然而到了今年上半年，多诺夫却突然改主意了，他表示自己现在不会做换头术，而是将采取传统疗法改善自己的肌肉萎缩症状，他可能不会成为第一个接受该手术的人了。
【疑虑】
人体换头术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
必须具备3大条件：1.捐献者与接受者必须同处一间手术室，他们的头部要冷却到12到15摄氏度间;2.须用一把特别锋利的刀切断脊髓，因整齐的切口是脊髓缝合的关键;3.须用一种促融剂充当"胶水"，粘合切开的脊髓。人体换头术虽然在理论技术上可以实现，但因缺乏客观的实验室数据，还是存在很大风险。脑部移植到目前为止也只有小鼠实验，并且也只进行了短期的观察，没有长期的观察，同时尚未有猪、猴等更高级动物的实验。
“脑死亡”如何考量?
对于“换头”手术，卡纳维罗说，捐赠遗体的人必须已经脑死亡。
但在国内，“脑死亡”依然是争议领域。国家卫生部门相关文件虽规定，脑死亡患者可在家属同意等前提下捐献器官，不过，脑死亡在中国并未立法。据财新报道，全国人大代表、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长期致力于器官捐献、肺移植工作，今年他再次呼吁加快脑死亡立法。
陈静瑜表示，目前全球已经有130多个国家的法律认可脑死亡，中国目前仅有脑死亡诊断标准，尽管在学界和临床上得到了认可，但缺少法律上的界定。
“换头”后将引发道德伦理问题
除开极其复杂的手术方式以外，此前“头颅移植”也引发了道德与伦理上的争议，头颅移植成功之后，新生命体的身份应该等同于原身体的部分还是原头颅的部分引发争议。(《新科学家》杂志也曾经就此评论，先不谈“身首异处”后头部是否可能存活，“头部移植”手术势必引来极大的道德争议。比如说，如果病人康复后有了孩子，那孩子在生物上属于捐赠者，因为卵子或精子来自于新的身体。)此外，一具全新的身体也可能给病人带来庞大的心理压力。
“换头”后将面临法律问题
除了医学领域、伦理层面的争议，其实这项新的研究也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法律上又该如何定义实施了换头术的人?如果触犯法律，该由谁承担责任?
北京信格律师所律师马振彪表示，从法律角度来讲，世界上的法律都是当发生了事情，发现这个事情没有法律可约束的时候，才去考虑为这个事情或这一类的事情制定一个法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法律是滞后的。其实上脑部和腿部相当于组成一个新的个体，所以我认为他应该是以这个新的生命力的躯干和脑部整体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这个新的个体，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岳成表示，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法律上如何定义一个新的个体，可能还有待未来法律的进一步明确。然而，哲学范畴内的讨论，也许更难以回答。组合起来的人算“人”吗?我们如何保证自我的同一性?他是谁?他从哪里来?
中枢神经切断还能连上吗？
“技术层面，应该说脑移植是可以实现的。”任晓平说。他介绍，器官移植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始终在进步，但手、头这样的复合组织的移植始终没有进展，因为免疫系统的排斥性非常强，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他当时在美国的研究团队研制了新型的免疫药，能够成功控制免疫系统排斥反应，成功实现世界上第一例手移植手术，患者存活十多年。任晓平说，“这代表了复合组织的移植有所突破了。”
曾成功进行手移植手术的任晓平说，的确，传统上认为中枢神经是没法恢复的，“胳膊上的神经能接上，但中枢神经不能再生，接完了不能活，不能恢复功能。”但近十年科技发展在逐步推翻这个观念，“比如用干细胞，电刺激，特殊的聚乙二醇等，都在慢慢否定中枢神经不可恢复论，但这还需要时间验证。”他说，挑战中枢神经再生功能也是其所在实验室当前最重要的研究。
【回应】
新问题出现，没有争议才奇怪
对于外界种种争论，任晓平认为，在医学的发展史上，很多新的手术、挑战性手术都存在伦理问题。第一个器官移植的出现是在美国，1954年肾脏移植，同样得到社会、学术界的谴责，甚至攻击。
心脏移植在当时也同样遇到了很大的社会的不理解、不接受，面对头移植，这更是移植领域一个从来没有面对的最大的挑战。
所以，他认为有争议不奇怪，没有争议才奇怪。那么，有争议就把它放到争议的层次，我们的社会是开放的社会。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在我们的专业范围内解决科学问题、解决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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